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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德军│招置•番戍•廪给：宋代西北义勇制度考释
摘要
义勇作为宋朝西北乡兵的一种，是国家出于防御的需要，为解决正兵不足的难题而设置。义勇招置采取依户强征，或从强壮、保毅中拣刺，基本上实行“三丁刺一”的原则。起初义勇只“刺手背”，后“止于右臂上刺字”。“番上”或出于“阅教”，更多则为满足“防秋”“防春”之需，开始戍于本州、本府之境，后来被征戍边，番戍的兵力有颇多变化。义勇的“廪给”很不稳定，虽上番“给奉廪”，但所获“口食”很少，而“酱菜钱”与“招刺钱”又供给不常，且数额极少，但政府通过税收、力役的“优待”以为补偿。义勇番戍兵力的变化与廪给标准的调整，体现宋代国家戍防与供给体制的灵活与张力。
作
者
朱德军，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导
本文刊载于《社会科学》2021年第10期
一、义勇的招置
庆历二年，因西夏“钞边”，义勇选两河强壮“并抄民丁涅手背为之”。皇祐五年(1053)，泾原都总管程戡奏称陕西保毅，“近岁止给役州县”，以武技生疏，又“久废农业”，故诏遣之。治平初，秦州“诏置保毅田承名额者，悉拣刺以为义勇”。
治平元年(1064)，西夏图谋入寇，韩琦以陕西“封域辽阔”，为备边之需，恳请“如河东、河北之制，籍乡民为义勇”。他认为义勇“勇悍纯实”，提请“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，止涅手背”。天子纳其言，乃“遣籍陕西义勇”。《石林燕语》亦载陕西提刑陈述古言：“准宝元、康定故事，复籍三丁之一为义勇”，即“刺陕西民为义勇”。知谏院司马光不以为然，他在《义勇第一札子》中述及因“谅祚寇边”，欲广籍民兵，“以备缓急”。后以不堪大用，旋即废置。
关于此年义勇的招置，典籍多有记述，诸史因关注点不同而稍有差异，不过我们通过解读多样化的材料，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其招置的细节。是年十一月，宋廷命屯田郎中徐亿等赴边，“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”。此前韩琦奏：“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，止刺手背，知不复刺面，可无惊骇”。诏从之。
至于如何在民丁中招刺，司马光称当时陕西“于本路人户三丁之内刺一丁充义勇”。当时关中危殆，“国家乏少正兵，遂籍陕西之民”，但“更不刺为军”。鉴于是在“三丁之内已有一丁充保捷”的情况下招刺，由此造成“比屋雕残”。
苏辙在《龙川别志》中载韩琦建议在“陕西刺义勇，凡三丁刺一人”。当时虽“人情惊挠”，而兵不可用，徒费官帑，然“无人敢言其非者”。司马光直言“陕西乡兵初刺手背，后皆刺面充正兵”的过往，对“永不充军戍边”深表怀疑。
《宋史•兵五》复载是年，诏陕西“籍义勇”，“凡主户三丁选一，六丁选二，九丁选三，年二十至三十材勇者充，止涅手背”。又诏秦州等地，“有税户弓箭手、砦户及四路正充保毅者，家六丁刺一，九丁刺二；有买保毅田承名额者，三丁刺一，六丁刺二，九丁刺三，悉以为义勇”。《宋史•英宗纪》载是年十一月，“科陕西户三丁之一，刺以为义勇军”。
比勘上述几则史料，均载此年西夏图谋寇边，韩琦在陕首设义勇以为捍御之方。司马光认为“陕西保毅即两河义勇”，两者并无不同，若再征则属“不应已籍而再籍”，并指出“兵虽可练，而民不可重扰”。若诚如是，则“贼寇未来，而先自困弊”，故此举“有害无益”，纯属“循覆车之辙”。
熙宁三年(1070)七月，王安石奏：“今义勇点刺累年，虽训肄以时，而未施于征防。”九月，秦凤路奏：“乞令保毅军已于丁数内拣刺充义勇者，与免承认保毅。”从之。
五年七月，神宗称：“今以三丁为义勇，两丁为强壮，三丁远戍，两丁本州县巡检上番。”王安石奏：“义勇须三丁以上，请如府界，两丁以上尽籍之。三丁即出戍，诱以厚利；而两丁即止令于巡检上番，如府界法。”
八年四月，宋廷鉴于义勇“或拨入保甲，或放而归农”，导致其有名无实。七月，“诏应义勇家人投军后”，因户内丁少，而提议蠲免。九年九月，宋廷“诏永兴、秦凤等路义勇，以主户三丁以上充，不拘户等”。
元祐元年(1086)四月， 提举河东路保甲司言：“今欲乞应坊郭、草市、镇市义勇及旧系义勇之家， 改排充保甲见教阅者， 每户只差一丁。”
靖康元年(1126)五月，两河宣抚司奏河北正兵绝少，“又陕西游手惰民愿充军者亦众，只缘招刺阙乏例物，是致军额常阙”。若提高犒设标准，“召募人作义勇，止于右臂上刺字，依禁军例物支衣粮料钱”。从之。
考诸上文，宋代义勇的招置始于宝元、康定之际的河东与河北，西北的陕西路则出现于庆历之际，在正兵不足的情况下，国家为了“守御之备”，依户而籍，或以强征的方式，直接“抄民丁”，或籍“乡民”“义勇家人”为义勇，或刺“百姓”“惰民”充任；或间接从强壮、保毅等乡兵中“拣刺”，亦有从“游手惰民”召募而至者。自治平元年，它在西北盛极一时，熙丰以保甲法兴而有所衰弱，直到两宋之际依然在西北拥有重要的影响，时人认为义勇几与大唐府兵无异。
义勇的招置，根据此前乡兵的惯例，依户按“丁”招刺，基本实行“三丁刺一”的原则。若为主户，即使购地于保毅，亦“三丁刺一，六丁刺二，九丁刺三”；而承担税负的弓箭手、保毅也需“六丁刺一，九丁刺二”。义勇有蕃汉之别，因“点刺累年”，后来规定“须三丁以上充”，“两丁以上尽籍之”，不再受“户等”的限制。原则上“三丁即出戍，而两丁即止令于巡检上番”，唯“义勇及旧系义勇之家”而改充保教阅者，“每户只差一丁”，其实颇多变通。招置多“以户为单位，以丁口为标准的征调”，也有非常时期的招募。先是“止涅手背”或“刺手背”为之，北宋末“止刺于右臂”，而无需“刺面”，也不脱离生产，或于本地巡检，或远戍于沿边。
二、义勇的番戍
(一)“番上”
“番上”，即军人轮番参与阅校、训练与服役之谓也；有时亦称“上番”，或简称“番”。如庆历二年，两河义勇“各营于其州，岁分两番训练”。不过史籍明确记载陕西义勇的“番上”则在治平元年，当时“诏陕西除商、虢二州，余悉籍义勇……岁以十月番上，阅教一月而罢”。
皇祐四年(1052)，知监院包拯提出“移戍兵”，而“训练曩所置义勇”，令其“秋、冬三月番休，按阅补以粮食，岁费不过屯兵一月”。
熙宁三年，知渭州蔡挺奏：“又分义勇为伍番，番三千人，参正兵防秋与春，以八月、正月集，四十五日而罢”。七月，泾原等四州义勇，蔡挺“始令遇上番依诸军结阵队”。诏其“措置远近番之法”，随即“条上以四州义勇分五番，番三千人，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，十月罢；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，三月罢，周而复始。诏从之，行之诸路”。
同年十月，陕西路宣抚使韩绛言：“今将义勇分为七路……逐年将一州之数分为四番，缘边四路十四州，每年秋冬合用一番屯戍”，近里三路，“即令依此立定番次，未得逐年差发，遇本处阙少正兵，即得勾抽或那往次边守戍”。从之。
八年三月，枢密副使吴充主张以民兵代正兵，除夏季之外，“岁为三番……以今民数计之，七年有余，一当上番”。
考诸上述史实，宋代西北义勇的“番上”，或因“阅教”而为之，更多为边境的“防秋”“防春”而“上番”者。前者一般在十月，而后者“防秋”多在秋冬之际的八月、十月(亦有十二月者)；“防春”则在次年的正月、三月，如此行于诸路，周而复始。每年的“番上”，若属“阅教”或训练，只需一番或两番；因“防秋”“防春”而“番上”者，则有五番、四番、三番之别。鉴于党项寇边掠境的季节性与宋夏关系的紧密关联性，宋朝西北防御必随之调整，使得每年“番上”的频度与长短不一。每番多为四十五天，亦有六十天的记录，它迥异于禁军“听三年以代”的长期“移屯”。它以时间短、频度快，适应义勇非职业化的特点。
(二)戍边与兵力
首先，关于宋代义勇的戍边。最初河北义勇“各营于其州”，并未远戍。元昊叛宋后，因关中缺乏正兵，宋廷“籍其民以充义勇”，并“差于沿边戍守”。
治平元年，西夏欲谋入寇，韩琦乞如两河之制，“籍乡民为义勇以助兵势”。司马光在札子中称“欲广籍民兵，以备缓急，使之捍御也”。提及当时陕西称刺义勇时，许诺“永不充军戍边”，然“皆刺面充正兵”；随后“运粮戍边，率以为常”。
熙宁三年七月，蔡挺奏请义勇五番教阅，提出泾、原等四州义勇“旧止戍守”，至此在上番时“依诸军结队，分隶诸将”。虽言“未施于征防”，但可“俾之番戍”。一再奏请“义勇可备征防”，终获神宗首肯，“后遂与禁旅相参战守”。同年九月，王安石又奏请“义勇须三丁以上，请如府界”。十月，如前所述，韩绛提出近里三路，若遇本处“阙少正兵，即得勾抽或那往次边守戍”之议。
上述材料表明：义勇原本只是一种“以助兵势”，或“旧止戍守”的民兵，宋廷也有“永不充军戍边”，而“未施于征防”的诏敕。随着宋夏对峙的长期化，逐渐“俾之番戍”，让其“以备缓急，使之捍御”。此前其多戍于“府界”，或“各营于其州”，或“巡检”于近里，后来被征“遣戍边州”，“与禁旅相参战守”。是故，义勇或“巡检”于近里，或戍于本州、本府，亦有被征“沿边戍守”者。
其次，关于宋代西北义勇的兵力状况。由于相关史籍记载非常稀缺，仅能从有限的资料中管窥一二，如庆历之际，张载上范仲淹《边议》曰：
窃计关内守余之兵，无虑十万，四帅之城，各余万人为备，间其多少之羌，此其大略也。则举中大数，有移使之卒常不减六七万人，义勇既练，则六七万人从而省去，亦攻守为有余矣。
皇祐四年，知监院包拯上奏“请戍兵移屯内地”，而议者“复谓戍兵不可剧损， 则训练曩所置义勇十八万”，需教其“番休按阅，补以糇粮”。
治平元年，君臣论边事，韩琦称“今之义勇，河北几十五万，河东几八万……请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”。英宗应允，“乃遣籍陕西义勇，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”。《韩魏公集》亦载英宗接受其议，责令朝臣三人赴陕，除商、虢二州不刺外，“余皆籍之为义勇，得一十四万人”。两书所载稍异，但数额基本吻合。
四年八月，陈襄使辽返京，廷奏称：“今延安本路七州四军义勇之籍，无虑四万六千余人，可以当马步戍兵之数。”然官吏因循，失于训练，故而有名无实。
熙宁三年七月，蔡挺奏泾、渭等四州的“义勇万五千人”；同书《乡兵二》亦载四州“义勇万五千人”。可知此年四州义勇“万五千人”的记载可信。
八年四月，宋廷鉴于当时陕西“义勇旧人十去其七，或拨入保甲，或放而归农”，以致它徒具虚名。七月，宋廷“诏应义勇家人投军后”，因余丁概寡，故提议蠲免。九年，“永兴军等路义勇八万七千九百七十八人，秦凤等路三万九千九百八十人”。
元丰四年(1081)正月，判兵部蒲宗孟以陕西等五路“义勇、保甲教习之法，事体略同，给钱粮亦不相远……欲乞五路义勇并排为保甲”。上批：“五路义勇宜悉改为保甲。”八年，神宗崩，司马光秉政，诏府界、三路保甲“并罢团教， 仍依义勇旧法”。这表明陕西等路的义勇一度因并入保甲而消亡，四年后，复置。
由上可知，自庆历时宋代西北始有义勇之设，张载的《边议》从缓解财政困境出发，吁请范仲淹以“六七万人”义勇取代正式的禁军。此议是否被采纳，史籍未载，不过随后诸史类似的呼声不绝，或许当时的义勇之额虽不及此，然皇祐四年三路义勇十八万，但每州拥兵不到五千人应无问题。治平元年，陕西招义勇十三万八千多，这或是边境十四州的军额，则每州拥兵近万。四年，延安等七州义勇“无虑四万六千余人”，即每州不足七千人。熙宁三年，四州义勇仅“万五千人”，数额滑到每州不足四千人。八年，义勇被“拨入保甲”，或复员返乡，故“旧人十去其七”，则是在此前基础上仅保留十分之三，即每州仅义勇一千多人，九年再跃升为约十二万八千人，每州约九千人。元丰四年，义勇“悉改为保甲”而消亡，八年恢复。至元祐、靖康年间，诸史间有所载。在南宋绍兴八年，川陕近十州仍有“义勇六万人”。
从中不难发现，就宋代西北义勇的军力发展而言，其变化轨迹呈波浪状曲线。庆历初每州不足五千，皇祐年间大致与此相若；到治平元年发展到顶点时每州近万人，随后又回落为七千人。熙宁三年，则下降为四千人；八年为一千余人；九年为九千人。元丰四年并入保甲一度消亡，八年恢复，北宋末再获增长，到南宋前期兵额增加。除了曾短暂地消亡外，西北诸州义勇的兵力基本维持在一千余至万人之间。若按边境14州，每州数额相同推算，可知陕西路义勇的总体规模在个别年份的六七万、十三万八千、九万二千、五六万、一万五、四千五百、十二万八千余，到六万之间波动。
三、义勇的廪给
关于廪给，咸平初秦州给保毅的标准是“上番人月给米六斗”。仲冬时，还赐给军将紫绫绵袍或皂绫袍。五年，“点陕西沿边丁壮充保毅，给资粮”。“治平初，诏置保毅田承名额者，悉拣刺以为义勇。”即陕西保毅作为义勇的重要来源之一，从“田承名额者”中拣刺，通常在“上番”时，规定“人月给米六斗”，并根据军将的级别在仲冬时节享有不等的衣赐。
庆历二年的义勇，选两河强壮“并抄民丁涅手背为之。户三等以上置弩一，当税钱二千；三等以下官给。各营于其州，上番给奉廪”。两河规定籍三等以上富户为义勇，虽享有减免“税钱二千”的优待，但须“置弩一”；三等以下则由官方配置，即在“上番”时不论户等，一律“给奉廪”。至于其标准如何，可惜这里未作记载。
皇祐四年，知监院包拯提议“请戍兵移屯内地，以省大费”。因兵不可骤减，其“训练曩所置义勇”，若“三月番休按阅，补以糇粮，岁费不过屯兵一月用”。也就是说，此时政府给义勇的“口食”开销仅及禁军标准的三分之一。
治平元年，宋廷“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”。不久又诏秦州等地，“有买保毅田承名额者”，“悉以为义勇”。是年，规定秦、陇等十二州义勇，“遇召集防守，日给米二升，月给酱菜钱三百”。在他们“遇召集防守”时，官方“日给米二升”，即等同保毅的“月给米六斗”，不过还有“月给酱菜钱三百”，似乎廪给的标准略有提高。《宋史•英宗纪》则称当时陕西以三丁之一为义勇时，人“各赐钱二千”，这类似于宋代募兵的“招刺钱”。
三年十月， 枢密院称“陕西新刺义勇内秦、陇等一十二州”，“如遇缓急勾抽防托时， 乞依环庆州保毅例，日支口食米二升， 各酱菜钱三十文，人员下马亦支草粮， 放散日住。从之”。陕西义勇在执行任务时，依照保毅的标准，除“日支口食米二升”外，还增加“各酱菜钱三十文”。
四年八月，陈襄在札子中称“今延安本路七州四军义勇”有名无实，提议“重行检点”，“舍其征役，而授以骑耕，每于农隙之时，给与口食”。七州义勇，本系承担“征役”的乡兵，“农隙之时”，或以“阅试”而供给口食。
熙宁三年，泾原路经略使蔡挺建议将四州义勇由“旧止戍守”，改为“上番依诸军结阵队”。拣选之后，“给官马，月廪、时帛、郊赏与正兵同”；接着神宗复问其“措置久远分番之法”。他随即条上“上番”之议，请求将义勇分为五番，“比之募土兵，岁减粮八万石、料钱六千余缗、春冬衣万五千匹、绵三万七千两。诏从之。行之诸路”。《宋史•蔡挺传》则载此人分番义勇“参正兵防秋与春”，“岁省粟帛、钱纩十三万有奇”。
根据上文《宋史》《续长编》的相关记载，我们发现蔡挺起初希望通过拣选义勇，调整其职能，由官方配给马匹，无需个人提供行装。由于义勇与正兵共担战守之责，其廪给不再仅限于“上番”，而是包含常态化的“月廪、时帛、郊赏”，并取得与正兵同等的待遇，后以过费国帑而作罢，拟每年五次“上番”，比募“土兵”(即正兵)大为节省，可“岁减粮八万石、料钱六千余缗、春冬衣万五千匹、绵三万七千两”，相当于“岁省粟帛、钱纩十三万有奇”。
鉴于上文虽未明确记载国家廪给义勇的具体数额，但可根据它与“正兵”的差额以及“正兵”标准进行合理地推定。若按神宗朝御史中丞吕公著的说法：“诚以今之禁兵，率以中等校之，每人岁用钱粮衣赐计直五十缗，千人则岁费五万缗。”那么，三千人的“中禁兵”，就应是十五万缗。三千义勇相较于同等规模的中禁军“岁省粟帛、钱纩十三万有奇”，这意味着这些义勇每年花费不到二万缗，廪给人均月上番不到1.3缗，而中禁军则为月4.2缗，即政府廪给义勇不及中等禁军的三分之一，供给标准略有下降，符合韩琦所言义勇“数虽多而赡至薄”的说法。
同年十一月，判延州郭逵奏：“陕西起发义勇赴缘边战守，今后并令自赍一月糗粮，折本户税赋。若不能自备，则就所发州军预请口食一月。”从之。九年十月，宋廷又诏“五路义勇保甲上番条约内， 日支口食宜增为三升”，表明熙宁三年底，宋廷通过调整廪给，以“折本户税赋”的方式，让其“自赍一月糗粮”。若难以“自备”，可“请口食一月”。义勇“上番”的廪给低于最初“日给米二升”的规定，或以其为“民兵”，“非有廪给，唯是给之土田，或只将见今有地人户稍宽其租税，省其力役”。至熙宁九年，“日支口食宜增为三升”的标准。
元丰元年二月，诏：“义勇、保甲上番所省诸军请给，唯粮米听留本色外，余并封存。”四年五月，王安石称义勇等“上番供役”，因“既有廪给，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、出戍”，即义勇的廪给虽予以保留，但“请给”的标准降低，除粮米“本色”外，其他一切暂停。
元祐二年六月，枢密院宣称义勇“今既已罢团教”，而其“所支赏物又已等第裁减”，诏：“三路保甲司冬教赏物，据本路旧义勇保甲各支冬教钱粮，各依减定数，令转运司每年分四季拨与保甲司充赏。”
绍圣三年(1096年)二月，枢密院称陕西等三路保甲，自“元祐以来冬教，文具而已，又无激劝之赏，大抵保甲及义勇法皆驰坏”。也就是说，元祐以降，义勇因“罢团教”而“赏物”第减，到绍圣后“冬教”徒有其名，遂使得义勇之法弛坏。
靖康元年五月，金军南下，两河路宣抚司奏：河北“所管正兵绝少，陕西游手惰民愿充军者亦众，只缘招刺阙乏例物，是致军额常阙。今若给一色银绢，折充例物犒设起发，召募人作义勇”，并“依禁军例物支衣粮料钱”。从之。
基于上述关于廪给史料的记载，我们发现宋代西北的义勇，起初的廪给颇类于乡兵中的保毅与强壮，他们“上番给奉廪”，政府供给的标准是“人月给米六斗”，一度给三等以上的富户“税钱二千”的减免，但须“置弩一”。皇祐四年，其三月“番休按阅”的糇粮开销，“岁费”仅及屯兵的“一月之用”。治平元年，“遇召集防守，日给米二升”，并“月给酱菜钱三百”；给富户的税收优待，改成“各赐钱二千”的招刺钱。治平末，宋廷除继续强调除“日支口食米二升”外，还赐“各酱菜钱三十文”，显然比此前的“支赏”有所提高。熙宁三年，继续提高标准，义勇“月廪、时帛、郊赏与正兵同”，但年底重归于旧。不过政府通过给服役者“稍宽其租税，省其力役”的方式，每月上番廪给1.3缗，不及禁军的三分之一，甚至“番上”首月“糗粮”自备，远低于最初“日给米二升”的标准。三年，“日支口食”增为三升。元丰时，番上“既有廪给”保持了下来，但元祐时因罢“团教”，所支“赏物”“钱粮”大为减少。不过到绍圣时，“冬教”有名无实，使得义勇之法“驰坏”，以致到靖康元年，因“招刺阙乏例物”，又激赏全无，重提“无激劝之赏”。可见从元祐到靖康，义勇的“激赏”并未兑现，故使其“军额常阙”，最终被迫以正兵的标准“给一色银绢”，且“依禁军例物支衣粮料钱”召募。
鉴于宋代特殊的国情，政府的养兵费用一直居高不下。庆历之际，张载就称“养兵之费，在天下十居七八”。随着西北边患有增无减，治平时，蔡襄上疏：“今天下大患在兵”，“天下六分之物， 五分养兵”。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，国家财政难以承担，若能改弦更张“教义勇知习”，则“战以省兵”，或“不踰数年，粟实财丰，而不可胜用矣”。曾公亮也曾建议广“置义勇”，“渐可以省正兵”，正是出于养兵省费的考量。不过义勇“因循惰废”，徒“有教阅之名而无其实”，尤以“兵多而不精”的问题极为突出，使得“义勇无用”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。
结 语
至于义勇的“番上”，其中既因“阅教”而设，更多则为“防秋”“防春”而置，而“番上”的频次、番期的变化恰好适应了它非职业化的特点。其戍守既有本州、本府之境，亦有被征戍边者，而戍防兵力的变化，既是其乡兵属性的体现，也是国家策略调整的必然。事实上，义勇的“廪给之式”很不稳定，依例“上番给奉廪”，然所获“口食”却很少，而“酱菜钱”“招刺钱”“支赏”不常，且数额又低，但政府通过“宽其租税，省其力役”以为补偿。义勇廪给标准的调整，既是政府对国家养兵省费的精心设计，也是宋代军队供给制度张力的体现。遗憾的是，义勇只能充当“与禁旅相参战守”的角色，而始终未能成为对外作战的主要军力，加上其实施效果不彰，这无疑冲淡了义勇制度的积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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